资产管理业应回归资产管理本质,银行理财业务

摘要:刚性兑付是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运行的突出特点。虽然商业银行理财本质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投资者理应承担全部风险,但在实践中却演化为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使得理财产品与表内存款一样,构成商业银行责任的刚性约束。 尽管打破理财产品刚性兑付潜规则已逐...

  作者:项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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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诚信托再爆兑付风险事件,“诚至今开2号计划”无法按照约定日期兑付。当前我国包括信托计划在内的资产管理业务兑付风险频繁发生,这虽然有实体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影响,但资产管理业运营不透明、不规范也是重要原因所在。考虑到我国资产管理业务主要以跨市场交易、交叉性运作为主要特征,在实体经济运行风险加快向金融领域传导的背景下,强调资产管理业向资产管理本质回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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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资产管理业已具相当规模。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末,我国67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计划规模达10.9万亿元,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9.5万亿元,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资金规模达5.2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已设立的62家子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达9414亿元。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同时,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作不透明、刚性兑付、风险不隔离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明显偏离了资产管理“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质要求,存在较大的潜在与现实金融风险。

  刚性兑付是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运行的突出特点。虽然商业银行理财本质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投资者理应承担全部风险,但在实践中却演化为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使得理财产品与表内存款一样,构成商业银行责任的刚性约束。

  一是业务运作不透明。资产管理业务属信托行为,在授权范围内金融机构代客管理与运作资金,并将有关信息及时、清晰、无误地传递给客户,是其法定义务。以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为例,其运作不透明,既没有在资金募集期明确具体投资范围,也没有在随后产品存续期内进行过任何信息披露。虽然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为每只理财产品单独核算,但商业银行在理财资金来源上采取了“资金池”管理,在理财资金运用上采取了“资产池”运作,使得理财产品与对应资产并不唯一,而理财产品相关财务报表也从未定期、不定期公开披露,投资者无从了解相关业务运作收益及潜在风险。

  尽管打破理财产品刚性兑付潜规则已逐步成为金融市场共识,而在现实环境中商业银行迈出这一步却并不容易,这既有声誉考虑,也有风险传染的担忧,特别是实务中商业银行在履行义务方面也并非毫无瑕疵,投资者也并非真正意义上能够承受风险的合格委托人。

  二是刚性兑付潜规则。刚性兑付是我国资产管理业得以迅速普及和规模急剧扩张的主要支撑。在实务中,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存款化,而相当规模的信托公司信托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与理财业务相对接,成为商业银行提供表外融资的主要通道,使得刚性兑付成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之外其他类型资产管理业务的“抽屉担保”。由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不透明,风险披露不充分,销售也存在误导,完全要求投资者承担资产管理业务项下的风险,理由似不充分。

  在当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很难对打破刚性兑付潜规则后金融市场资金流动进行事前推演,针对单家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金融市场整体承压状况。当然,打破刚性兑付也不是无解,关键是要将理财与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严格隔离,让理财回归代客理财本质,由委托合同重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三是风险不隔离。风险隔离是资产管理业务内部,以及资产管理与金融机构自营业务之间风险管理的最基本要求。但在实务中,资产管理业务与金融机构自营业务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较大,甚至还存在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与国外资产管理主要投向标准化金融工具不同,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还承担了相当规模社会融资的功能,更易遭受实体经济信用风险冲击。而资产管理业务又是典型的跨市场交叉性金融工具,具备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传导特征,一定程度增加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不稳定性。

  商业银行理财实质为资产管理业务。伴随着我国居民货币财富长期积累和急剧增长,银行存款以及早期证券投资基金和投连险等,都难以满足储户基于较高收益和较低风险配置上的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需求。在我国银行业独大的格局里,基于金融市场竞争和创新,银行天然存在改变原有业务结构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内生动力。而金融分业监管形成的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机会,客观上也为银行发展理财业务提供了业务机会。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已经成为监管当局的重要议题。2014年5月19日,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应当对资产管理类金融机构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以及如何监管。近期,中国银监会对银行理财业务组织管理体系进行规范,将有助于商业银行理财回归资产管理本质。未来,在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加强金融市场“大资管”监管,统一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明确资产管理本质属性,将是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管理的必由之路。

  一是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成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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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红利,激发了人们创业致富的热情。截至2003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首次突破11万亿元,达110695亿元。其中,人民币储蓄存款达103617.3亿元。经过长时间财富积累,社会公众财富保值增值需求开始萌芽,传统存款已经难以完全满足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需求。

  为顺应这一金融市场变化,证券投资基金和投连险开始试水,但进展整体缓慢。商业银行也意识到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2003年中国银行发行了我国首款外币理财产品——“汇聚宝”外汇理财产品。此后渣打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也相继推出外汇理财产品。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了我国首款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阳光理财B计划”,揭开了我国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序幕。随后,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亦纷纷加入,推出了投资于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6年后,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进入快车道,一方面是投资方式多元化,以新股申购、信贷资产为标的的理财产品盛行于市,各种创新活跃;另一方面是理财业务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业务高度关联,理财服务于存款营销,承接表内贷款等等,使得商业银行理财与代客理财本质一定程度上渐行渐远。截至2015年末,全国共有42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存续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数60879只,理财资金账面余额23.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46%。

  二是创新原动力加速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

  在我国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结构中,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金融市场改革与创新也大体围绕着银行体系而展开。作为承担社会资金中介职能的银行,天然存在改变原有业务结构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内生动力。这既是金融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也是因为银行居于社会资金结算网络关键节点的有利地位,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市场潜在的金融服务需求,也能在最短时间内模仿同业创新模式。

  从商业银行试水理财业务到如今高达20多万亿元的规模,每一个市场关键节点的变化无不体现出商业银行创新原动力。2006年以来银信合作理财发展,2011年以来银信合作向银证合作、银基合作转型,2011年以来以信托受益权和资产收益权为基础的非标资产急剧膨胀,2015年同业理财的兴起,任何一种创新模式推出后,都在短时间内被同业竞相效仿。

  三是金融分业监管背景下理财业务投资范围急剧扩展。

  从理财资金运用看,最初投向银行间市场债券、央行票据,到现在理财的投资范围急剧拓展,涵盖了金融市场几乎所有的可投资品种。从交易载体看,由最初的信托计划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期货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延伸。从业务拓展目的,由单纯的代客理财向规避金融管理、监管套利、流动性管理、美化资产负债表等多目的发展。从交易结构看,形成多层嵌套和结构化的交易链条,导致底层资产难以穿透。从影响看,商业银行理财对债券市场、金融市场流动性、银行体系表内业务的影响日渐凸显,已一定程度具备系统性的影响力。2017年年初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利率高位运行,就与同业理财的规范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一是事实上的“资产池”和“资金池”运作模式。

  2013年,银监会印发《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实现每个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标的物)的对应,做到每个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单独管理指对每个理财产品进行独立的投资管理;单独建账指为每个理财产品建立投资明细账,确保投资资产逐项清晰明确;单独核算指对每个理财产品单独进行会计账务处理,确保每个理财产品都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虽然监管的本意希望理财资金管理运作要避免陷入“资金池”和“资产池”模式,但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商业银行可以针对特定理财计划和相应资产完全可以在“资金池”和“资产池”中分配,做到每一只理财计划单独管理,都可以随时生成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满足了监管对于理财产品单独管理形式的要求。

  应该看到,“资产池”、“资金池”的管理模式,类似银行资产负债表运作。实际上,一部分银行也将理财业务看成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延伸,而非基于代客为目的的资产管理业务,因而追求规模扩张往往成为银行经营理财业务的一个重要方向。截至201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账面余额高达23.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46%,而同期全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为14.3%。部分银行的理财资产规模相当于其资产规模的1/3。理财业务俨然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银行”。

  二是底层资产风险不透明。

  按照现行业务运行规则,商业银行理财资产投资范围几乎囊括金融市场所有可投资产品和工具。特别是非标准化工具已经成为理财资金运作的重要领域。截至2016年6月末,全国商业银行全部理财产品投资各类资产余额达26.39万亿元;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资金占理财投资余额的16.54%。收益权和受益权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非标准债权类资产的33.18%。

  以收益权和受益权为投资标的的资产,底层还对应着企业和项目融资,但以各种资产管理计划嵌套形式反映在理财投资交易结构中,并由不同类型金融机构来发起,导致资产风险的透明度较低。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不良理财资产的官方统计,上市银行也没有对理财资产运行的风险进行披露。

  即使理财资产质量高于银行表内资产,也无法保证所有项目不会出现逾期或兑付风险。在实务中,若底层资产出现信用风险,银行可通过到期日前的理财资金“借新还旧”来避免风险马上暴露;甚至银行还可以通过表内贷款承接方式,来转移理财资产面临的风险隐患。

  三是风险管理不到位。

  与银行表内资产风险进行严格分类管理要求不同,目前还没有针对理财资产风险分类的监管规则,导致银行强化理财资产风险管理的外部压力不充分。当然,为应对理财产品规模急剧扩张后的风险管理挑战,部分银行也开始尝试对理财资产进行风险分类,但标准往往要低于表内资产,且主要依赖于分支行。考虑到理财资产风险名义上由投资者承担,基层分支行客户经理对非标资产严格分类的主动性并不充足。

  实务中,商业银行分支行往往承担着非标资产融后风险管理,但因为存在各种途径来避免非标资产信用风险的暴露,所以分支行实际风险管理责任也较难落实。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理财成为基层分支行变相贷款方式,更没有动力对其资产进行严格分类。而总行资产管理部人力相对有限,事实上也很难对所有理财资产进行精细化的风险管理。

  四是理财业务与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未完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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